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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杜坚还有事，就要先行离开。舒晏之所以拉他来，是要他做个见证，取个公开透明之意。因为帮扶金虽是自己倡导的，但终究不是自己私饶钱，要按公家的事来办，每一笔的收入和支出都要有两个以上的人作见证，否则的话焉能取信于人？如今公事办完了，就剩舒晏与王一担的私下闲聊，也就无需杜坚在场了。

    舒晏放杜坚先行回去，然后继续与王一担聊道：“老哥你自己比那寡妇家好过些，可是你身体致残，不知平日是怎样生活？”

    王一担听问，面色有些悲戚起来，停了停才道：“还能怎么生活，我把田地寄名在施家，做了施家的佃户了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怎么能轻易地去做人家的佃户呢？”舒晏吃惊道。

    “我与妻女相依为命，没有儿子。我已成废人，然而乡官并没有因我的情况而减免租调，每年照样要缴纳三匹绢，三斤绵的户调和数斛的田租，只是免了每年二十的力役。糟糠虽身体强健能劳动，但终是女流。两个女儿都是十几岁，用不了两三年就要嫁人，终究不能当儿子。家中没有顶用的劳力，让我难以应付。况且我这样的绝户人家，也不需要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多少田产，还不如寄在豪门大户之家混得余生的苟且。”

    “你把田地寄在施家名下，需要给施家分成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所得谷物给施家三成，我得七成，死后田产归施家。”

    “三七分成。如果每亩产粟按三斛算的话，等于是要给施家九斗，对吧？然而向朝廷缴纳田租的话才每亩八升；而且向朝廷缴纳租调只是在课田范围内，并不是你田产的全部，你还有课田之外的私田，但做施家的佃户则是按照全部地亩产量分摊。相比之下，你把田产寄给施家然后给施家分成，岂不是比你自己种田向朝廷缴纳租调要亏得多吗？”

    “表面上是如此，实则不同。虽私田不必缴税，可我夫妇只有四十亩地，连课田的七十亩尚且不足，哪里有私田？最主要的，寄名施家的确要分走三成的产量，但我可以借用他家的耕牛和车。这对于我这样缺少劳力的人家来实在是太重要了。而且，我寄在施家之后，不但田税不必缴纳，连户调的三匹绢和三斤绵也都不必缴纳了。你我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    舒晏听罢王一担的分析，的确不无道理，不由地叹道：“真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先帝制定户调之制，鼓励百姓占田，是为了增加朝廷赋税，抑制豪门大户，可谁想到竟有如此豪门与户相互勾结而损公肥私的行为。”

    王一担见舒晏变得低沉，便道：“户调对普通百姓来本是好事。如果一家人都能力作耕田，占足田地，家家都会有所结余。但若是不能占有足够的田地，或是不能力作耕田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我知道我的做法便宜了豪门而损害了朝廷赋税，是不合规矩的。可我只是一介民，不像你，是一个胸怀下的君子大丈夫，无论到任何时候也不会做出如此之事的。”

    凡事都有利有弊，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两全其美的。任何一个政策也都是应时而生，应时而废。就拿赋税来，从上古到秦汉再到魏晋，几经改变，没有哪一种税法是自古一而贯之的。

    舒晏低沉了半晌，慢慢释然了。

    因王一担所言寄附施家的话，忽想起永安长公主托付自己的事来，正愁不能了解，恰好藉此机会探听探听。于是便试着向王一担问道：“照你所言，施家应该有不少佃户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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